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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國際關係深度評:經典復刻🇯🇵】 日本地方政府的「次國家外交」(上):為何不是外相說了算?

在日本,很多政治、外交、經濟行為都不會完全由中央政府全權決定,地方行政單位也有一定能量。當以大阪為根據地的日本維新會成為執政同盟,日本地方政府在未來的角色,也可能越來越吃重。在國際關係理論中,這普遍被涵蓋在平行外交理論(Para-diplomacy)的次國家(sub-national)框架內,可能成為影響日後中日關係的重要元素。

世界各地在國家層面以外、以內,一直以不同方式讓地方層面參與國際事務,但日本地方外交逐漸坐大,則有其獨特背景。對此研究最詳細的,首推在澳洲任教的印裔日本研究學者贊尼(Purnendra Jain)2005年出版的《日本的次國家政府在國際事務》(Japan’s Sub-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)一書,但專門以這框架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術論著,則明顯不足。

日本地方政府對國際事務興趣越來越大,部份源自史上藩侯割據的傳統,部份則源自二戰後日本憲法的「地方自治」章節,目的是避免過分強大的中央政權再次出現,成為軍國主義的溫床。

理論上,日本地方的自治程度理應頗有限,而在冷戰期間,有了共產黨、社會黨等作為長期對自民黨政權的威脅,日本地方政治影響中央的並不常見,更遑論影響世界。

但冷戰結束後,自民黨一黨獨大的超穩定結構崩潰,日本中央政權更迭比從前更頻仍,平成年代至今23年,換了16個首相,反而地方政權能維持相當穩定性,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慢慢開始增強。像石原慎太郎,在1999年起長期當選東京都知事,並於1972-1995年擔任代表東京都的眾議員,在同一地方盤踞長達四十年,既有個人魅力,也有一定政績,中央政客人來人往,他們卻逐漸成了不倒翁。

釣魚台/尖閣列島的「購島」事件,就是東京都這一層級的操作。

就日本地方自治的權限,原來並無明確釐定參與國際事務的界線,一切都是自行發揮。冷戰終結前後,日本經濟泡沫爆破,而在全球化過程中,最受影響的又是地方政權,中央與地方之間就預算、福利、稅收等的分歧越來越大。地方政府為解決自身經濟問題,開始積極與中央討價還價,過程中,就逐漸延伸到參與國際事務。

(待續)

*改編自沈旭暉《明報》文章

【國際關係深度評:經典復刻🇯🇵】 日本地方政府的「次國家外交」(上):為何不是外相說了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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