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如贊尼研究,正是因為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實施與中央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,對外國人能否有地方居留權、應否享有投資優惠等議題有了實則利益考量,連帶對國際政治議題也關心起來,例如「脫北者」的待遇,或第三國人權等。這趨勢,教人想起幕末時代湧現的地方外交活動,幾乎一發不可收拾。
加上日本雖然與美國結盟,民間卻存在一定反美傾向,不少地方政府利用這情緒,自行「反映民意」,例如昔日富士山市市長曾拒絕讓美軍坦克過境支援越戰,儘管那是日本國策;又如年前不少城市動員群眾,反對日本為了美國支援伊拉克戰爭。
另一些城市則去拓展中央難以處理的對外關係,與蘇聯、北韓等發展友誼,例如據俄羅斯學者茲博格(Yakov Zinberg)對「庫頁島次國家外交」的研究發現,北海道和庫頁島在日蘇、日俄關係欠佳時,也是交往頻繁。日本中央政府對此不但不反感,反而加以鼓勵,另有一個「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」(CLAIR),儼然日本地方外交的國際秘書處。
以上趨勢原來與中日關係不應有太大關連,頂多是一些地方希望多引入中國投資、一些要與華保持距離而已。但自從中國「和平崛起」,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受到不少無形制約,就是多麼右翼的人去到中樞位置,也不可能直接挑戰北京,因為破壞中日關係並不符合日本利益。
不過日本民間的反華情緒從來存在,對中國的政治、經濟角色益發感到不安,就只能在地方層面發洩,這恰恰配合了地方自治近年要擴權的趨勢。
結果,日本地方自治逐漸成了右翼運動的溫床,中國尤為首當其衝,反中成了最方便用來拿選票的稻草人。諷刺地,這與當年二戰後美國讓日本推行地方自治來監察右翼的原意,卻又剛好背道而馳。
以往學者對日本地方外交一框架頗為輕視,或視之為美國佔領者強加於人的天方夜譚。但經過近年一系列事情的發展,特別是這波釣魚台爭議,個別華人評論員已覺得不對勁,例如《日本新華僑報》總編輯蔣豐月前撰文,要中國警惕日本地方勢力「搞局」;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武心波院長也警告,日本地方政府「作為次國家行為體…頻繁而大膽地參與國家外交」,「說明國家主義力量加速向強勢地方政府集結」。
中日關係放在如此框架,前景並不令人樂觀。
*改編自沈旭暉《明報》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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