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術上,「殖民主義」本來泛指一國在另一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,行使控制權,建立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、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上。16世紀至20世紀中葉,歐洲強國在亞非拉地區建立了眾多殖民地,其中以英國的殖民地覆蓋面最廣,號稱「日不落帝國」。二戰後各殖民地興起民族解放運動,殖民帝國隨之瓦解。
就算在2019年前,已經有北京前駐港官員稱香港未有「依法實行去殖民化」,掀起一輪對「去殖民化」的討論。然而,即使在國際關係學界,「去殖民化」這類命題從來都是具高度爭議,且不是單純的政治議題,也必須理順相關文化意涵。
此時,大家不妨重溫「去殖民化研究」領域專家Jan Nederveen Pieterse及Bhikhu Parekh合著的《意象的轉移:解殖、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》(Shifting Imaginaries: Decolonization, Internal Decolonization, Post-coloniality),雖然著作更屬文化研究範疇,並已為羅永生等香港學者介紹,但通過同樣框架介入國際研究,也能讓人別有所得。
在該著作中,作者首先從「殖民主義」與「本土文化」的關係入手,指出殖民者引入的價值觀與制度,並非全以外力加諸殖民地,而是透過跟殖民地自身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,進而共同建立而成。此一理解,與北京常常簡單地把「殖民制度」簡化為「英帝國主義者」強加在港人身上這一標籤,可謂背道而馳。換句話說,產生於殖民地本土的思想,通過對自我的反思及對殖民者的回應,也共同參與了「殖民制度」的創造。
作者以印度被殖民的經歷為例,表明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衝擊終究是有限的,殖民歷史並不意味着本土歷史的斷裂,而是在本土紛繁的文化與傳統之上再加一筆。正如「本土文化」包含了種種外來文化交流下的變異,「印度文化」其實是種種外來文化混合而成,今天印度文化便不可能與英國輸入的板球割裂,可見「殖民化」本身也是一個複雜互動過程,並非憑「一刀切」方式簡單粗暴地進行。
理解了這定義,大家應進一步看作者如何區分三種不同「去殖民化」,並思考有沒有哪個模式能適用於香港。
最基本的「去殖民化」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載體,目標是推翻外來殖民政府,驅逐外來資本,解放受殖民壓迫的人民,進而構建獨立的新政權云云。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「去殖民化」運動,多由此展開。
誠然,獨立自主的政治與經濟架構,以及免於壓迫的民族國家認同,都是「去殖民化」的追求,但這種過分強調「與過去割裂」的去殖民化,往往帶來極負面影響。假如「去殖民化」支持者變成一個「反抗的共同體」,而對制度優劣缺乏反思,即使殖民者被驅逐,壓迫者卻依然存在,他們即是當地的新貴,以國家意志之名繼續掌控權力。
這解釋了何以那麼多非洲獨裁者都以「去殖民化」之名,來繼續獨裁統治,典型例子自然是「孔子和平獎」得主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。穆加貝把國號由充滿英國殖民色彩的「羅德西亞」變成紀念非洲文明的「津巴布韋」,這就是有關手法的代表作。此外,把「剛果」改稱「扎伊爾」及搞「扎伊爾化政策」的獨裁者蒙博托,也是同一類人。
(待續)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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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4-12 15:28:39 +0000 UTC堅離地書院 Colle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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