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了彌補昨日談及的美國對中政策缺陷,納瓦羅採訪了數十名有美國政府、軍方背景的專業人士,大幅引述他們的分析,作為《臥虎》一書的幾本方法論。然而這寫作手法的缺憾也顯而易見:畢竟他是立場先行的,在種種情景模擬中,納瓦羅及其採訪的專家們,都反復強調中國與美國兵戎相見的「可能性」,而非「必然性」;而這些觀點,早已存在於美國對華政策圈,並沒有為當下中美關係的分析作出原創性的補充。從這一角度上看,本書前三分之二的內容,更適合被看做對美國政界、軍界既有的「中國憂慮」的整合。
在本書的末尾兩章,納瓦羅把話題從「戰爭」轉向「和平」,而他對中美和平的可能性,自然不樂觀。民主黨的智囊傾向相信,密切的貿易往來,能夠緩解兩國緊張的關係,這也是年前各方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爆發大戰的結構性因素。但納瓦羅則認為和中國進行的貿易,對美國而言是「損己利人」,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衝突的可能。
在這一環節,納瓦羅回歸自己的專業領域,但他對中美貿易的觀察和推論,也不是數據派的,對反方的數字幾乎毫無引述。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接納中國加入 WTO後,中國正式與世界經濟接軌,納瓦羅認為這一決定的代價是「超過七萬家美國工廠關閉,失業和低度就業的勞工數量最終會超過兩千五百萬人,讓美國欠了中國上兆美元」。在傳統經濟學者眼中,這因果關係的推論,就難以用數字輕易確立。那事實是怎樣?
因為這一統計數字本身存在諸多爭議,美國本世紀以來,就業崗位減少,不僅是因為美企將工廠轉移至海外,更與生產自動化密切相關,後者對傳統就業崗位的衝擊,不亞於貿易。其次,針對「中國製造」,納瓦羅的分析也被傳統學者只為過度簡化:他們認為正是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,讓美國消費者得以享受較低物價。至於人民幣是「操控匯率」的觀點,雖然被不少主流經濟學者駁斥,但納瓦羅依然照用不誤。
不過這本書出版十年後,納瓦羅的觀點,卻逐漸成為美國主流。
我們需要關注的並不是書中對潛在軍事衝突的渲染,而是納瓦羅審視中美關係時的分析框架。在奧巴馬時期,米爾斯海默等傳統現實主義者都被冷落,「合作共贏」是中美官方輿論的主流基調;而即使是米爾斯海默本人,也是相當學院派的學者,我曾有書面之緣。
但事實還是清晰的:正是在民主黨管治時期,中國的綜合國力(包括軍事實力)暴增,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對下滑。自由主義者往往強調,中美合作帶來雙方「絕對收益」的增長,利多於弊;但在宏觀層面,中國崛起、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變,都已經是客觀事實,倘若從「相對收益」看,中國顯然是大贏家,而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本土的利益,確實將被中國衝擊。
從前,美國決策者對此視而不見,但如今特朗普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的口號,正是旨在扭轉這一趨勢。特朗普時代出現,意味著久被冷落的現實主義思維重新主導對華政策,而要了解這一華府新視角,納瓦羅的《臥虎》,無疑正是入門讀物。不過,相信特朗普是不會對任何單一政策建議照單全收的,納瓦羅負責是開天殺價的角色,其他傳統精英、幕僚則負責落地還錢,這才符合特朗普的「做deal」之道。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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