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,史景遷特別選擇了女性視角來深入敘述,因為女性往往成為時代犧牲品中的犧牲品。
當時女性地位固然極為低落,而且在禮教束縛下,她們一生必須恪守婦道三從四德,鼓勵「貞節」、「守寡」(儒家仕紳稱其為「烈節」),用自己的一生,來彰顯父系社會認同的美好價值,換來一座又一座冷冰冰的貞節牌坊。然而,寡婦作為社會弱勢的一環,就是「被拿到」道德高地,還是經常成為被欺凌的對象。
例如《大清律》規定,婦女改嫁者,必須將財產全數交給夫家,這原本是鼓勵寡婦從一而終,卻產生了負面效果:有夫家為了謀奪財產,不但不鼓勵寡婦守貞,反而用盡各種手段,逼迫寡婦改嫁。例如書中描述一位彭氏寡婦,親戚為了逼她改嫁,當眾謀殺彭氏唯一幼子,雖然官府判決兇手死刑,正義卻沒有伸張,因為彭氏的財產早已被其他親戚搶去,逃到別的縣市,留下彭氏孤身一人,家徒四壁。
至於最後兩個章節才出現的主角──王氏,則充滿現代西方女權份子的色彩,但她雖然勇於突破體制框架,卻一如所料,因此惹來殺身之禍,被憤怒的丈夫勒斃棄屍,再栽贓給無辜的鄰居。最後,官府並未判決兇手死刑,原因是他沒有子嗣,所以只判重杖責打,讓他有機會傳遞香火,以此「盡孝」。
而王氏之死,則被官府認定「不忠」在先,算是死有餘辜,以此結案;本書全文,也在這裡戛然而止。一介小民的生與死,對大歷史而言,但任何一個統計數字背後,代表的都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秩序。
本書雖以婦人王氏之死作結,但史景遷的目的不在於替王氏平反,而是透過一個又一個邊緣人的角度,重構康熙初年的社會面貌。
面對天災人禍、社會制度和時代巨輪,無論是下位者農民、寡婦,還是上位者的地方官員,都顯得軟弱無力,只能仰賴自己微小的力量,設法求生。這樣的人間悲劇,不但是王氏的命運,也是郯城面臨被淘汰的處境,更是清初常民的社會縮影。
號稱盛世的康熙社會尚且如是,亂世又當如何,自然難以想像,對當代也不無啟示。通常傳統評論都嘉許康熙文治武功,數字上國家也欣欣向榮,但社會倫理是否扭曲,人民生活的真正倫理如何,才能釋出哪些數字,卻往往不為主流評論所注視。久而久之,積非成是,直到爆發。其實古今中外強權,論及社會潛規則,莫不如此。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HO Wong
2025-09-10 02:11:38 +0000 UTCGood Year
2025-09-09 11:00:17 +0000 UT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