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曾談及中國「新左派」學者王紹光教授關於文革的論著,而他對比較政治的研究也是一家之言,同樣值得關心當代中國外交的朋友留意。他與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發表的《中國國家能力報告》(又稱《王胡報告》)從「中央-地方財政分配」這角度切入,分析了「國家能力」與國家轉型的關係,特別以南斯拉夫的案例,警告中國政府不正視危機的後果,成了中國高層重視的觀點。
今天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,觸及國家經濟發展和權力分配的改革,並將之與「外部形勢」掛鉤,部份正是參考了「不能讓中國變成南斯拉夫」的預言。
《王胡報告》的核心概念是「國家能力」,即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,而最基本的「國家能力」,就是動員社會經濟資源,亦即所謂「汲取能力」。在報告中,為了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,作者選擇了「財政收入」這一最易量化的指標來衡量國家「汲取能力」。
而政府財政收入主要反映為稅收,其能力強弱具體可參照兩個指標:政府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,和中央政府收入佔整個政府收入比重。通過跨時期、跨國對比,《王胡報告》發現,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施「地方財政包乾制」時,上述兩個財政指標都呈下降趨勢,且同期降幅比世界其它國家都要大。
因此,當時的危機,在新左派學者看來,已到了臨界點。
為了演繹危機的嚴重,王胡反覆引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數據作比較分析。眾所週知的是,南斯拉夫雖然與中國、蘇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,但走獨立自主外交路線,並接受美國的「馬歇爾計劃」援助,成了最早走「修正主義」的代表,其經濟發展過程與蘇聯大相徑庭。在強人鐵托執政後期,南斯拉夫經濟發展更趨向自由化,地方財稅負擔減小,經濟自主權加強,政治也相對開放,曾經歷高速發展的階段。奈何鐵托死後分離主義高漲,加盟共和國尾大不掉,最終以解體收場,更引發連場慘烈戰爭。
根據作者整理的數據,八十年代中國與南斯拉夫財稅情況接近,政府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從31.2%跌至14.2%,中央財政收入更從60%跌至不足整個政府收入之半數(47.2%)。當地方政府與私人企業上繳中央的稅收不斷減少,大量財政資源留在地方,就形成「強地方-弱中央」的格局。地方勢力愈強,愈有資本鞏固地方利益,而無視中央的「二次分配」等宏觀經濟調控措施;為了追求地方經濟利益,各地方施政者亦可能追求更大的政治決策權力,造成中央權力被地方勢力架空。
在作者看來,南斯拉夫解體之根本原因反而不是民族主義興起、或冷戰結束的大環境,而在於中央的「財政汲取能力」不足,執政權威太弱,無法約束各加盟共和國,才導致地區發展失調,最終聯邦分崩離析。
中國雖然不是實行聯邦制,但在「地方財政包乾制」的財政體系下,中央與地方事實上也近似財權分立;而當時中國中央財稅「汲取能力」的減弱程度更甚於南斯拉夫,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。據說習近平很重視這類觀點,作為進一步中央集權的理論基礎,再回看過去十年的改變,原來一切都有跡可循,從沒用無緣無故的事。
(待續)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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