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新加坡面對國際法庭的案例,我們可以和中國作一比較。
根據中國外交部的一系列立場文件,中方對南海大部分島礁的主權擁有是「自古以來」,並且「毫無異議」的,菲律賓提出的仲裁「目的是惡意的」;而仲裁庭作出的裁決「惡意規避中國的排除性聲明」、「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」,中國對此「不接受、不承認」。
然而,上述種種立場背後,都不見太多國際法需要的實質證據,也不見太多現代國際法框架下的論證邏輯,而是「理所當然」式主觀論斷,因而在受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看來,始終難以接受。正如《環球時報》胡錫進在給新加坡羅家良大使的覆信中表示,新加坡「偏袒菲、越,與美日形成呼應,公開跟著美國跑」,這一連串指責可謂誅心之論,亦是中國邏輯的典型體現。
從胡錫進與羅家良之間筆戰顯示的邏輯、習性,到中新兩國在對待國際法和國際糾紛的態度差異,我們不難看出,中國與新加坡雖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華人主導的國家,但起碼在精英階層,卻幾乎是亨廷頓筆下「文明衝突」的翻版。
中國方面對新加坡最看重的是態度和用意,新加坡主打的則是程序和邏輯。
長期以來,中國官方、社會和部份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,始終習慣將新加坡視為「大中華文化圈」一員,也對後者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,認為新加坡應當按照「中國邏輯」行事,甚至照顧中國「面子」。殊不知,經歷了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,已經在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,經歷了深刻轉型,其文化和思維模式,都向西方精英文化靠攏,成為了整個東南亞地區最西化的國家,無論對美國、還是中國,都不會盲目跟隊。
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朱峰在《金融時報》刊文指出,新加坡外交戰略傳統乃是「以西方價值和利益觀解讀東方問題」,雖然是言重了,因為新加坡只是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已。而新加坡即使對美國、英國,昔日也不是言聽計從,從來都是周旋當中,謀取自利。但新加坡外交早就脫離「中國邏輯」的適用範疇,當無異議。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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