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訪】拍了廿年紀錄片，導演張虹的二次「走難」：香港變了，我再拍不下去
Added 2022-03-06 02:46:48 +0000 UTC【獨媒報導】作家張愛玲曾在〈燼餘錄〉描寫戰時香港，一名女生面對走難時的不知所措：
在香港，我們初得到開戰的訊息的時候，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，道：「怎麼辦呢？沒有適當的衣服穿！」她是有錢的華僑，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，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，都有充分的準備，但是她沒想到打仗⋯⋯
張虹最初和朋友談起「離開」、「走難」等關鍵詞時，腦裡最先浮起的便是張愛玲這段文字。「吓，要走難啦？點走㗎？」朋友開玩似的說著，張虹則不住思考：「走難點走嘅呢？我未試過⋯⋯我阿媽試過。我阿媽好叻，我阿媽識得走難，但係我唔識得。」
她用的詞語是「走難」，不是「移民」；是「被逼走」，不是「自願離開」。那是甚麼把你逼走？她說這兩年香港變了，變成一個她完全不認得的地方：「如果我想拍落去，我就要咁做。唔止拍片，做人要自由嘛。」
打從90年代從加拿大回流香港，她就不喜歡這裡地小人多，租金也貴。後來拍了紀錄片後，她才對香港有較深的感情。張虹曾以為自己可以捱下去，但當資金、題材和放映變得充滿限制，她在這裡再拍不下去。
張虹和拍檔林偉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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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上海偷渡來港 母親身教做人最緊要自由
張虹的人生，至今經歷過兩次走難。第一次是3歲的時候，母親帶著她從上海偷渡來香港。記憶很模糊，張虹只記得自己當時在舢板上縮成一團，不能作聲，過了好久才在沙灘上岸。上岸後蛇頭給了她一碗白粥，張虹形容那是人生中食過最美味的白粥。
抵港之後，母女倆與張虹的婆婆、姐姐四個人一起住紅磡的板間房。張虹記得母親來港時沒帶多少錢，但她很開心，說在這裡有工作、有薪水，可以買食物，儲些錢還能買電器。兩年後她們幸運申請到公屋，搬到觀塘住，張虹母親覺得像上了天堂。
說起母親，張虹總不住誇獎她。她說母親離開大陸時才30歲左右，很多人都沒走，母親卻獨自帶著年幼的她，來到一個語言不通又陌生的地方，實在不容易。而張虹一輩子都會記得，是母親用身教，令她明白「做人最緊要自由」。
張虹和母親在加拿大的合照（受訪者提供）
到加拿大學電影搞影展 90年代回港拍片
成長於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，張虹形容小時候的生活無憂無慮，見證著社會不斷進步。她成續普通，讀的是地區名校，學的東西卻不太實用。她喜歡看書，《讀者文摘》、報紙上的雜文、台灣小說、心理學書藉、三毛、張愛玲等都會看，還會去國際電影節撲飛。在那個年代，「文青」都是這樣的，她笑說。
她最初其實想做社工。中四那年，她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跟過楊森做義工，但後來發現很多問題社工都解決不到，才改讀社會學，想先了解社會問題。她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是懲教署，做了半年發現不適合，後來試過教書、在康體署（康文署的前身）工作，兩年後離開香港，去加拿大讀書。
離港之前，她在電影節中看了坂本龍一與 David Bowie 合演的《戰場上的聖誕快樂》。電影講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一名日本軍官愛上了英國戰俘。看畢電影，張虹突然明白了「同性戀係咁嘅」，並因此對電影留下不錯的印象，覺得可以令大家明白問題。抵達加拿大後，她本來想先學好英文，卻報錯了英國文學課程，上課時完全聽不懂，最終轉讀電影系。
張虹一邊讀書，一邊在當地的華人社區中心做兼職。某次她借菲林辦電影放映會，意外大受歡迎、場場爆棚。於是她和同學商討，合力創辦「滿地可中國電影節」，專門放映中國、香港、台灣等不同地方的華語片，舉辦了六年，第七年舉辦「加拿大亞洲電影節」。她說加拿大不像香港，電影節經費少也沒收入，很辛苦，但大家都沒有離開，「咁多年都係嗰班人」。
後來她回來香港，目的很單純，就是因為加拿大的電影業不發達，所以想回來拍電影。那時正值移民潮過後，張虹說早知道香港不好住，地方又小，卻沒想過以後會再離開。我問，你以為自己會一直在香港拍下去嗎？她答得很輕聲，「係呀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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